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我們開始出版 安德列 德斯尼次基
"聖經40問" 一書的章節。 這本書代表了對東正教傳統中聖經的理解。
有教會聖傳指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傳教者是使徒多默，在一世紀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了基督教的團體，然而有具體文獻證明基督教在中國存在的是在唐朝（618-907）。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最初到達中國的傳教士是聶斯托利派（Nestorians），或是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的代表，他們稱自己的信仰為景教。證明景教在中國的最重要歷史文物是立於781年的景教碑，於1625年在西安被發現。景教碑講述了公元635年，聶斯托利派的傳教士在主教阿羅本（Alopen）的帶領下來到中國。
儘管研究者未能發現那個時候的聖經翻譯的隻言片語，但被保存下來的文獻指出傳教者曾翻譯聖經。其中提到了新舊約書卷的中文書名。根據景教的中文文獻判斷，翻譯者主要採用了佛教術語，而且還借用了中國傳統的宗教詞彙，特別是道教。
天主教的聖經翻譯
最早一批天主教傳教士在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帶領下於1294年到達中國（也有些作者說是1293年）。眾所周知，孟高維諾把聖詠和新約翻譯統治者階層的語言，這最可能是譯成蒙古語。但是這譯本沒有被保存下來，所以沒有可能具體地討論那時的翻譯了。由於歐洲瘟疫的流行（也在1348年於方濟各會修道士中流行），以及由於眾羅馬教宗失去對遠方的政治興趣，新的傳教團未被繼續派到中國，到了14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完全消失了。
又過了數百年，耶穌會的傳教士在16世紀末開始翻譯聖經的部分文本。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在1582年翻譯了十誡，次年發表為《祖傳天主十誡》，還有聖經的選段。但是在教理問答的範疇中所翻譯的獨立聖經選段，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應被視為是有目的的聖經翻譯。
在天主教傳教士中的不完整的翻譯中，可以列舉幾個。法國的傳教士白日昇（Jean Basset 1662-1707）使用武加大譯本（拉丁文聖經譯本）為底本，把新約的大部分內容翻譯成中文（福音書，宗徒大事錄，使徒保祿書信），但由於他在1707年去世，翻譯工作未能完成，此譯本也從未被出版。
大約1803年耶穌會翻譯家和藝術家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3）把新約和部分舊約翻譯成中文口語，譯本名為《古新聖經》。這譯本也自武加大譯本譯成的，然而跟白日昇的譯本一樣，未能從傳佈信仰聖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獲得出版許可。這禁止顯然與天主教會的意願有關，天主教會要成為正確理解聖經的唯一權威，而團體成員自己閱讀聖經可能會導致對聖經的錯誤理解。
在1897年新約的翻譯首先出版，是由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神父李問漁（1840-1911）完成的。在二十世紀又有了幾種新約的譯本，是由天主教的傳教士完成，其中可以提起的有蕭靜山（1855-1924）在1922年的譯本，吳經熊（1899-1986）在1949的譯本。
到了1968年，由天主教傳教士們翻譯的聖經全書才告出版。此譯本是由法國神父雷永明（Gabriele Maria Allegra 1907-1976）領導下完成的，他在2012年被天主教會宣福。1945年，雷永明成立了聖經研究學院（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Sinense），與一組研究者一同翻譯聖經。所以這譯本名為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Sinense，在中文書名為《思高聖經」，為紀念方濟各會修道士若望．董思高（1266-1308），他與童貞女瑪利亞同為學院的主保聖人。譯者運用各種原文——希伯來語、古希臘語及阿拉美語，還運用了最新的經文鑑別學聖經。今時今日，思高版聖經與以下將會討論的新教「和合本」聖經譯本是中文聖經譯本中最為流行的兩部。
新教的聖經翻譯
比天主教和東正教，新教的傳教士較晚才踏上中國的土地，然而，他們是最先把聖經完全譯成中文的。新教的傳教士強調了教理問答作品的翻譯是傳教的基礎。因此首先要翻譯聖經，作為基督信理教導的基礎。這也是基於新教的神學觀點，他們認為每個基督徒應該自己閱讀聖經。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員，1807年抵達澳門，為新教在中國傳播開了一個頭。他在1814年發表了第一本新約全譯本《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拉沙（Joannes Lassar, 1781-約1835）在1822年出版了第一本聖經全書譯本，由馬禮遜和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聖經全書譯本於一年後出版。馬殊曼和拉沙是在印度進行翻譯，他們譯本的流行度不如馬禮遜的譯本。馬禮遜使用了希臘文新約「公認文本」和英王欽定本（1611）來進行翻譯。他還使用了白日昇未出版的譯本作為語言參考，因為這是唯一可以看到的新約的中文翻譯，從中可以借用術語和表達方式，儘管為追求更準確的聖經翻譯，新教最終還是改變了術語。
為完成聖經的新翻譯，又有三個傳教士聯合了起來︰德國傳教士郭實獵 /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和在中國的第一位新教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其中麥都思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出版人，負責教理問答本的出版。在翻譯工作中他們得到了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的幫助，是廣東和香港一帶的翻譯員和官員。這個團體的最主要的任務是完善馬禮遜和米憐的譯本。翻譯者參考了聖經原文。他們的第一個新約版本於1836年發表，聖經的全譯本於1840年發表。舊約的大部分是由郭士立翻譯的，新約的大部分是由麥都思翻譯的。但這譯本並沒有被大部分新教傳教士所接納。由於「極弱」的翻譯原則，此版本被英國及海外聖經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推翻。更甚的是，正是這新約譯本與太平天國起義（1850-1864）的領袖洪秀全（1814-1864）有聯繫，因他閱讀這個譯本之後，以此為基礎上準備太平天國聖經的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在郭士立 / 麥都思 / 裨治文三人的譯本中，一個如此重要的神學概念邏各斯（Logos）——上帝聖言（上帝的第二格，化為肉身的上帝之子）首次被翻譯成「道」，這是從中國傳統的宗教和哲學中借用的詞彙。
僅僅在19和20世紀，新教的傳教士把聖經翻譯成數十種中文譯本，還有部分書卷或是聖經全書被翻譯成了個別中國方言。除了上面所提的，要重要的譯本還有幾種。為建立統一的術語傳統和給予新教教會統一的中文聖經，1854年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走出了第一步，它集合了英國和美國翻譯的力量。《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新約是1872出版，全書是1878年）就是五位傳教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組成了北京委員會。根據俄羅斯傳教使團傳教士修士司祭阿曆克謝．維諾格拉多夫（Alexei Vinogradov , 1845-1919）見證，1872年由「英國傳教士們」翻譯的新約，被正教會華人信徒拿來與固里．卡爾波夫（1814-1882）的聖經譯本一起在團體研讀聖經時使用。
著名的翻譯和傳教士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也是北京委員會的成員。他在1875年出版了自己的舊約譯本，1902年出版了聖經全書譯本。俄羅斯傳教士日本大主教尼古拉（本名Ivan Dmitrovich Kasatkin, 1836-1912，於1970年被封聖為亞使徒）與施約瑟有書信往來，在進行自己的日語聖經翻譯時使用了他的聖經翻譯，並高度評價他的作品。
建立完善翻譯的嘗試持續著，並激發起了關於翻譯原則和術語的爭論。新教傳教士們在1840年代開始的關於術語的激烈爭論，在中國聖經翻譯史上的知名度絕不亞於17-18世紀天主教傳教士之間的中國禮儀之爭。新教的翻譯者們在中文術語上爭論，爭論哪些詞語才能準確表達關鍵的聖經概念的含義，例如「神」、「靈」、「魂」、「洗禮」等等。
為要解決爭論、達到統一標準和建立最完美譯本的願望，導致了新教徒獨一的中文聖經——和合本——的面世，這譯本在1919年出版。建立和合本的基礎是1890年在上海召開的新教傳教士大會上定立的，傳教士們決定建立統一的譯本，並有三種變體︰《深文理和合本》，《淺文理和合本》和《官話和合本》。最終只出版了一個版本的《文理和合本》和一個版本的《官話和合本》。因為傳教士最終不能就造物主的稱號達成一致，這樣聖經以「神版」和「上帝版」這兩個版本出版。
和合本面世後，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還有建立更完善的聖經譯本的新嘗試，其中有20世紀70年代的聖公會牧師呂振中（1898-1988）的譯本、新標點和合本（1988）、當代譯本（Chinese Contemporary Bible，1974，1998，2012）及恢復本（2003）。
正教的聖經翻譯
1685年第一位到達中國土地上的正教司祭是馬克沁．列昂捷夫（Maxim Leontyev），他是隨一群阿爾巴津俘虜往中國的，他們原是俄羅斯哥薩克人，在阿爾巴津城堡被攻破後被滿洲士兵俘虜。他雖是第一位到達中國的正教司祭，但不是第一個傳教士，因為他只是牧養哥薩克俘虜。由於看到對同胞靈魂牧養的需要，以及「在崇拜偶像的人群中（中國）傳播福音」的需要，根據彼得大帝1700年的法令成立了俄羅斯傳教團。傳教團在1712年得到康熙帝的准許，可以前往北京，但他們直到1715年底才到達。正教的傳教士並不尋求吸引當地人入教，因為中國並不歡迎這樣的行為，俄方又號召傳教士與鄰居建立友好的關係，不要引起對傳教團的反感。總體上來說，傳教團的主要任務是牧養不大的俄羅斯團體，行使外交功能和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化。
傳教團的第二任團長修士大司祭安東尼．普拉特科夫斯基（Anthony Platkovsky，1682-1746）在18世紀30年代把十誡譯成中文。在他之後，僅僅有1810年修士大司祭雅金甫．比丘林（Iakinf Bichurin，1777-1853）編修的中文教理問答。在天津條約簽訂之後（1858），基督教的傳教士被允許自由宣傳福音，第十四任傳教團團長修士大司祭古裡．卡爾波夫才開始把新約譯成中文，並在1864年出版。這譯本是由俄文和斯拉夫文新約經文譯成，然而在翻譯艱澀之處時，他還參考了希臘原文和拉丁語譯本。翻譯所用語言為文言文，所以只有受過高度教育的社會階層才能看得懂。
俄羅斯傳教士對此譯本有不同的評價。有的對於翻譯的瑰麗和文言文的價值作出肯定，也有說譯本偏離了原文，譯文不準確，文體和術語複雜。後來，第十六任傳教團團長修士大司祭弗拉維安．戈羅傑茨基（當時譯名為「法剌韋昂」，Flavian Gorodetsky，原名Nikolai Nikolaevich Gorodetsky，1840-1915），根據A.維諾格拉多夫所述，「在聖固里的翻譯裡找到有許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就再版了帶有弗拉維安的注釋的四福音書，並標注了當日該閱讀的聖經和經節的簡短目錄。弗拉維安的注解四福音書於1884年出版。
二十世紀初，第十八任傳教團團長英諾肯提乙．費古洛夫斯基主教（原名Ivan Apollonovich Figurovsky，1863-1931）開始了自己的新約翻譯，於1910年出版。值得一題的是，出使期間在英諾肯提乙主教的推動下成立了委員會，把禮儀文本翻譯成中文，但很難說這個委員會有否參與了新約的翻譯，因為翻譯者只標注了主教因英諾肯提乙一人。在1911年也出版了帶評注的福音書譯本。在這個翻譯的過程中英諾肯提乙主教使用了教會聖師和聖教父們的好一些詮釋。修士大司祭固里在翻譯中應用了耶穌會的術語，因為中國人已經清楚且容易明白它們的意思。主教英諾肯提乙開始使用「上帝」來代替「天主」，他選擇了這個至為重要而又極具爭議的基督教詞彙，遠離了原來天主教的傳統。儘管如此，英諾肯提乙主教在詞語和表達方式的選擇上與固里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雖然也不是常常如此），這些表明了英諾肯提乙主教使用了固里的翻譯作為里程碑。儘管這翻譯是在二十世紀初完成，但現代中國人還是是頗容易明白它的。現代研究者指出此譯本的價值，可以作為進行新翻譯的基礎。
在現代的正教中文聖經翻譯嘗試中，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俄羅斯傳教士司祭艾西里爾（什卡爾布利）（Kirill 【Shkarbul】），現正在進行馬爾谷福音的翻譯。
儘管翻譯工作已進行了一個多世紀了，但新的翻譯還在不斷湧現，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沒有任何一種翻譯可以滿足所有宗派的人士（以及同一宗派中的不同人士），就準確性、美感、術語和翻譯原則會有不斷的爭論。
還需要中文版的新翻譯嗎？
這就要看現存翻譯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或不能滿足提問者，這又決定了答案的不同。
要明白一個重要的事項——沒有任何一種譯本是完美的，沒有任何一種譯本可以完全準確地表達原文中的微妙之處。還值得記住的是，有些翻譯是某種語言的經典譯本，使用這譯本已經是一種傳統，改變這種傳統是無意義的，還有可能導致某個宗派或是地方教會的解體。
經典的譯本比如說有武加大譯本，伊莉莎白聖經，英王欽定本等等。在關於中文聖經翻譯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已有數十種譯本，但是最有權威的譯本是天主教的思高本以及新教的和合本，對於正教來說比較完善的翻譯是英諾肯提乙．費古洛夫斯基主教的譯本。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重要的是經文的通俗易懂，還有針對他們成長傳統的翻譯。例如，普希金更喜歡用法語讀聖經，因為當時還沒有主教公會版的俄語聖經，而教會斯拉夫文的伊莉莎白聖經又不是如此的通俗易懂。在西方，馬丁路德及其他的新教翻譯者和傳道者將聖經翻譯成普通基督徒可以明白的版本，因為信徒們並不掌握拉丁語。把聖經翻譯成民族語言有時還經常會影響到這個語言的形式。眾所周知的是，聖經的路德翻譯版（Lutherbibel / Luther Bible）就影響了德語的文學語言的形成，英王欽定本影響了英文，有些研究者還發現和合本還影響了中文白話文的形成。
使徒保祿指出：「凡受上帝默感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弟後3：16）這樣基督徒應該閱讀聖經，為自己能「學正義」或者學會如何生活，在需要的情況下教導別人，如有機會就像伯多祿所說的：「若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且要以溫和、以敬畏之心答覆。」（伯前3：15-16）
在現存的聖經翻譯中，天主教遵循思高本，新教是和合本，正教沒有現代聖經翻譯版，儘管理論上可以使用主教英諾肯提乙的翻譯本作為禮儀用本，這是與傳統有聯繫的經典歷史版本，在俄羅斯傳教團時期就在事奉禮中使用。而且就像現代研究者指出的那樣，現代中國人還能讀懂它。值得指出的是，正教徒、天主教徒及新教徒都形成了自己的語言傳統（術語和人名的翻譯），某些方面與新教有區別，某些方面與天主教有區別。但是現代漢語翻譯的正教術語傳統是沒有的。所以存在著進行新翻譯的需求，在非禮儀時間方便閱讀，在禮儀時間能得到教會的承認。
對於天主教教會和新教教會，關於聖經新譯本問題並不是那麼嚴峻。思高本與和合本，足夠可以滿足信徒閱讀聖經的需要了，其中有著他們習慣的詞彙。思高本的翻譯對於天主教徒來說是神聖的，至少因雷永明本人是神聖的，2012年他被天主教會宣福，他是此譯本的發起人。而且這部翻譯有很深的歷史和傳統，而且它們的根又伸到更深的歷史和傳統中。新教和合本同樣具有很深的歷史和傳統。在思高本及和合本出現後（儘管這些翻譯花了譯者幾十年時間），新的版本還不斷湧現，這證明了一點：「很深的歷史和傳統」還不能足夠證明不需要新的嘗試了。不同的翻譯表明可以用新的眼光來看聖經經文，有時可以看到或瞭解新的微妙之處和細節，可能這些在讀者習慣的版本中並沒有表現出來。
在嘗試聖經新的中文翻譯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問題：
1. 堅持什麼樣的翻譯原則？在多大程度上進行直譯或是意譯？意譯時形式上須做多大讓步？或是追求直譯？追求更文學化且華麗的翻譯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遵守不同的原則？
2. 現存的翻譯有多流行？其中最主要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3. 在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神學術語的問題還是那麼尖銳。不同的教派和新教教會還不能將許多名詞統一起來，上帝（神），靈魂，聖靈（聖神）等等。
4. 翻譯自何種語言？如果用原文，那使用新約的哪種希臘經文？在翻譯舊約時用什麼作為基礎？選擇哪個鑒定學的出版物？為正確理解經文選擇哪一種釋經？用哪一個翻譯用來做對比？等等。
在進行新的中文譯本時，這些是大量問題中需要考慮的幾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否要進行新的中文翻譯只是針對某些人是原則性問題，是那些對聖經學有很深瞭解的人，讀過聖經原文和其他語言的聖經，看到了翻譯中的不準確，並提出這些不準確在原則上是重要的，想要建立一個更完善的譯本。對於普通的平信徒來說，已經習慣了某種傳統，現存的翻譯本已經足夠的了。但在有些情況下，翻譯的語言已經陳舊了，那就有進行新翻譯的必要了。
為了正確理解經文或是神學概念，甚至是教會教義，通常必須閱讀聖經的釋經，教義問答和其他初級相關資料。
中國聖經學的問題
考慮到基督教對於西方和世界文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聖經學作為廣泛研究基督教的一門學科，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其中包括中國。不研究聖經就不可能知道歐洲文化產生的基本思想和原則，還有世界文明。
有時會略有傷感的看到，現代人把聖誕節只與聖誕老人和麋鹿聯繫在一起，復活節與兔子復活蛋聯繫在一起，基督教與宗教裁判所及十字架遊行聯繫在一起，同時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節日的實質是什麼，不知道基督教的歷史，不知道基督教的本質是什麼，這些實質的內容不僅僅是做善事，而是通過遵守上主的戒條來拯救靈魂，懺悔，意識到自己的罪，通過懺悔來改變自己的生活，領聖體血，與私欲鬥爭，最終與基督達到靈性上的統一。就像教會聖教父們指出的那樣，人只有在與上帝合作，原則上才能拯救靈魂。
關於聖經學在中國的發展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不能有中國本地化的神學，依附於某個文化或是國家政治體制下的神學，同樣聖經學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中國本地化，或是依附于某個文化、文明或是意識形態之下。
在某種含義上講，中俄雙方的聖經學有著相同的情況，黑龍江兩邊的聖經學在多年停頓之後，得到了重生。鐘志邦教授在自己講述中國聖經學的歷史和將來的文章裡，指出了在基督教研究範疇內研究正教的可能性，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與蘇聯以及與東歐有著特殊的關係，包括不少比較年長的學者對俄文以及深受東正教影響的國家的熟悉。」鐘志邦指出，聖經學在中國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屬於更廣泛的基督教研究或是其他人文科學。這是令人痛苦的一件事，希望聖經學在中國能得到發展並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有興趣的可以參考，鐘志邦：〈中國學術界的「聖經學」：回顧與展望〉。聖經文學研究，第六輯（2012/02/01），1-33頁。
